《基本法》是否較《中英聯合聲明》令港人享有更多民主自治?(2013/10/5)

 

莊耀洸、徐嘉穎
刊於主場新聞 2013/10/5

 

 

特首梁振英早前在地區論壇提到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指隨時準備就香港普選提供支援,指「普選行政長官是在基本法訂出的最終目標,普選並無在聯合聲明內出現,英國政府當年亦無在聯合聲明中提及普選行政長官」。[1]《基本法》是否較《中英聯合聲明》[2](下稱《聯合聲明》)令港人享有更多民主自治?若拜讀翁松燃教授「基本法與聯合聲明的差別」一文,看來不然。[3]

 

翁文刊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九十年代月刊》,討論《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 (1988年4月)[4]與《聯合聲明》差別。他評論意見稿「寫得較具體,似乎與聯合聲明有差別,尤其是草案第二章。以前香港人希望凡是不屬中央管的,就歸地方,現在是反過來。聯合聲明開列的方針政策,本來可以解釋得更寬,但現在是收緊」。[5]

 

此文以翁文為藍本,討論《聯合聲明》與1988年《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及1990年4月《基本法》定稿之主要差異。為免過於冗長,略去比較1989年2月《基本法(草案)》大部份內容。

 

 

 

僭建」人大釋法

《聯合聲明》第三條訂明中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方針政策,第三點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附件一第二條則規定特區成立後,香港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除與《基本法》相抵觸或特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然而,《基本法》增建(甚至可理解為僭建)人大釋法權。

 

意見稿第169條訂明「《基本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對本法的條款進行解釋。如案件涉及本法關於國防、外交和其他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的條款的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對案件作出終局判決前,應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基本法》定稿第158條同樣訂明人大釋法權,其釋法範圍的寫法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並訂明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其條文為「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聯合聲明沒明確提到解釋《基本法》,但在普通法制度下,只有法院對法律有最終最權威的解釋,可是《基本法》訂明人大釋法,不論政治機構人大常委會按政治需要還是立法原意解釋法律,香港法院必須依從。由此可見《基本法》僭建人大釋法,違反一國兩制,損害普通法制度,干預司法獨立。

 

人大釋法亦有若干問題,譬如人大釋法會議閉門舉行,黑箱作業,與訟人無權申辯,有違公平公開審訊原則;[6]中國大陸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須符人民民主專政,[7]黨大於法,香港則普通法,人大釋法引入大陸法例,可干預一國兩制。

 

香港經歷四次人大釋法[8],當中僅有第四次剛果案由特區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符合《基本法》明確所訂程序中央的權力比港人原先設想的還大。 [9]2012年12月,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提請人大釋法,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1999年吳嘉玲案釋法內容,意圖推翻終審法院莊豐源案裁決,損害法治,應驗包致金法官離職感言的「法治暴風雨前夕」。[10]

 

中央享違憲審查權

《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二條訂明香港「立法機關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凡符合《基本法》和法定程序者,均屬有效」。

 

意見稿寫法則與《聯合聲明》不同,解釋似乎收緊。意見稿第16條指全國人大常務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或法定程序,可將有關法律發回重議或撤銷」。

 

翁教授認為連同意見稿第169條,「雖然說明香港將來的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對基本法的條款進行解釋(國防、外交及中央管理的事務除外),但沒有賦予權力讓香港香港法院解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和法定程序」,九七前後,香港法院實際行使違憲審查權,筆者認為《基本法》將審查權交給中央,不肯完全放權給香港法院。

 

《基本法》第17條訂明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回法律準則,由意見稿「不符合本法(基本法)或法定程序」,收窄為「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雖然意見案和定稿均訂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發回香港立法機制制定的法律之前,徵詢基本法委員會,不過基本法委員會由人大常委會任命,港人只佔一半,且多具親北京背景,獨立成疑。[11]

 

《基本法》第158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雖然《基本法》並無訂明審查權,但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香港法院不時以當時的憲制性文件,即主權移交前的《英皇制誥》和主權移交後的《基本法》作違憲審查,如以《香港人權法案》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審查本地法律和政策,例子有2005年梁國雄未經批准遊行案。[12]

 

衍生兩個立法權

《聯合聲明》第三(三)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附件一第二條訂明香港立法權屬於香港立法機關,並無規定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基本法》則繞過香港立法機關,容許中央在某些情況下直接引入與普通法法律制度迴異的中國大陸法律。

 

意見稿第17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有關國防、外交的法律以及其他有關體現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且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的法律,凡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由國務院指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除緊急情況外,事先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政府意見。翁教授批評這將會令香港有「兩個立法權」,「由國務院直接發佈指令的條文強制成份太大」。司徒華和李柱銘批評「由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直接替香港立法,明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而「有關體現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定義含混,「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叛國和反革命罪行等法律」。[13]

 

《基本法》第18條只刪減「有關體現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規定附件三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並由行政機關國務院改為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員會,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政府後就可增減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翁教授「兩個立法權」評論仍然有效。

 

意見稿只提「緊急『情況』」,但無訂明如何啟動此機制。《基本法》第18條新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定稿並無界定何謂緊急狀態,增加被濫用機會。一九九一年四月,當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香港報告時,南斯拉夫代表在會上質疑,中國並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締約國,無需遵守國際規範[14],可輕易宣佈緊急狀態。[15]但中國尚未確認此公約,當年甚至未簽署[16]。故日後即使成為締約國,但屆時會否依國際法解釋緊急狀態,亦成疑問。

 

、行政干預司法

意見稿第18條規定香港法院對屬於中央管理的「國防、外交事務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行為的案件無管轄權」。若法院審理涉及上述各項問題的案件,「應徵詢行政長官的意見」,而「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發出上述證明文件前「須取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國務院的證明書」。翁教授批評「雖然將來是在北京的人大制度底下實行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但也不應賦予行政長官有這種干預司法的權力」。鄭宇碩亦指如此國務院也有部份解釋《基本法》的權力。[17]

 

《基本法》第19條刪除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行為」,取而代之是「國家行為」,較有限定範圍。[18]同樣規定法院審理涉及國防及外交等國家行為案件時,「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上述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不同的是,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基本法》賦予中央透過行政長官干預司法,司法獨立受損。在剛果案中,中國外交部先後發三封信給法院,表明國家在此問題的強硬立場,法院認為中國採取絕對豁免權的事實毫無爭議,故無需經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文件。[19]

 

國家安全條文

《聯合聲明》並無談及國家安全立法,而《基本法》則引入七宗罪,要求香港自行國家安全立法,收窄香港高度自治。

 

意見稿第22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以法律禁止任何破壞國家統一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

 

在八九民運後,中共加強控制香港,擴大國家安全立法條文,一九八九年二月公佈的《基本法草案》刪除「顛覆」字眼,但八九六四後重新加入,並且規管政治組織聯繫,更見保守。[20]相關條文亦即《基本法》第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公眾批評23條侵犯言論表達自由、新聞自由及結社自由。[21]

 

二零零三年二月,香港政府推出《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七月一日逾50萬港人上街示威反對廿三條,其後政府提出修訂,泛民堅持擱置二讀草案,當時田北俊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要求押後恢復二讀,最終政府才撤回草案。[22]

 

普選及國際公約更佳保障

《聯合聲明》第三條以及附件一第一條訂明「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附件一第一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意見稿第45條同樣訂明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立法會選舉則多了混合二字,即第67條訂明立法會「由混合選舉產生」。至於未來選舉方法,第45條和第67條訂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予以變更」。

 

《基本法》第45條同樣訂明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第68條則刪除混合二字,訂明立法會由選舉產生。而《基本法》更進一步,第45條及第68條具體訂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最終普選產生。

 

由此可見,《聯合聲明》並無訂明普選,意見稿亦無,而《基本法》提及最終有雙普選,較《聯合聲明》及意見稿清晰具體。

 

此外,《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十三條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將繼續有效」。

 

意見稿第38條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基本法》第39條涵蓋的國際人權公約更多,比《聯合聲明》和意見稿新增國際勞工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訂明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國際標準,即「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丑)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至於立法局保留條文,隨立法局一經選舉產生失效,而主權移交前後的香港,《英皇制誥》與《基本法》均規定立法機關全由選舉產生,可見立法會保留條文過時。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均應符合按《基本法》第39條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普選國際標準。[23]

 

此外,港英政府扭曲民意,在一九八八年否決立法局八八直選(即在八八年開始引入部份直選議席),鍾庭耀博士引述港督彭定康解釋「在諮詢完結前,中英雙方已達成秘密共識,若諮詢結果能顯示市民並不要求八八直選,則中方會把最終引入直選的承諾寫入《基本法》中」,這或可為八八直選被否決作註腳。[24]

 

 

更多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免

《聯合聲明》第三(四)條訂明「主要官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第一節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相當於司級官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意見稿第48條提到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員包括「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長、外事處長」。翁教授認為「好像多了一批,其中有些可能不屬於『司』級」,「這可能是差別,但須視乎如何界定『司』級」,「不能說草案超出了聯合聲明」。實際的情況是,據報導連副局長的任命也須得中央首肯。[25]

 

意見稿比《聯合聲明》多了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及外事處長,理應不屬司級。[26]《基本法》定稿第48條則無外事處長,但比草案多了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27]看來不屬「司」級,可見《基本法》比《聯合聲明》擴大中央任命官員範圍,換言之,降低了高度自治。

 

八、立法會威力大減

與《聯合聲明》比較,《基本法》令立法會的功能不能有效發揮。

 

就縮窄立法會權力而言,包括私人提案權和分組點票。

限私人法案提案權

《聯合聲明》並無提及立法會提案權。然而,《基本法》草案和定稿均限制立法會提案權,收緊立法會權力。

 

意見稿第73條設兩方案。方案一是立法會議員個人或聯名提出的法律草案涉及「財政收入或支出、政府政策或政府的結構和管理運作」,則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方案二建議立法會議員可個人或聯名提出「不涉及公共開支和公共政策的法律草案」。

 

《基本法》則結合兩方案而成,比方案一須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的法律草案少了「財政收入或支出」及「政府結構和運作」,只剩「涉及政府政策」。定稿亦比方案二多了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少了公共政策,第74條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私人法律草案往往針對公共政策,難以不涉及政府政策。譬如一九九七年前立法局議員胡紅玉提交「平等機會條例」私人條例草案,在九七年後的立法會制度下則因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運作,不能自行提出法律草案,亦因涉及政府政策,須先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無論如何,《基本法》定稿的規定大大限制立法會議員提交私人草案權。[28]

新增分組點票

《聯合聲明》及意見稿並無訂明分組點票。

《基本法》定稿附件二則訂明分組點票。附件二第二條訂明立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程序,政府提出法案只需獲過半數出席會議的議員通過,但議員提出的議案、法案和修正案則須在功能組別以及直選議員各過半數通過。

八九民運後,《基本法》新增分組點票,明顯提高通過議員議案難度,有礙立法會有效制衡政府。

 

減政府向立法會問責

《聯合聲明》訂明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但意見稿第64條將箇中負責只限於以下四項:「執行立法會議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議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成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議批准」。《基本法》定稿則將行政機關改為政府。

 

限制立法會議員國籍

《聯合聲明》、意見稿以至草案均無限制立法會議員的國籍,而只規定立法會主席必須是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中國公民。六四後,《基本法》定稿新增第67條,立法會議員須是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中國公民,但容許不超過五分一議員為非中國籍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新增傳召證人權力

此外,《基本法》立法會職權條文,比《聯合聲明》和意見稿多了傳召作證權,實屬進步。定稿第73(10)條訂明立法會「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提高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難度

就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而言,意見稿第78(2)條訂明「未得到立法會議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基本法》第79(2)條新增「而無合理解釋者」,較為寬鬆。

 

此外,《基本法》第79(4)條新增「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訂明限制立法會議員同時出任公務人員,可避免影響立法會監察政府的角色,並顯示政制設計上,將行政立法分開的意圖。上述三條文可算是相較《聯合聲明》有改進之處。

 

 

結語

《基本法》較《聯合聲明》收緊香港自治,中央有更大更明確的權力,如人大釋法,對特區立法的違憲審查,要為國家安全立法。而特區內的權力分佈,立法機關可發揮的威力大減,對私人條例草案增多項關卡,又設分組點票,收窄政府對立法會的問責。可幸的是,《基本法》承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由普選產生,但能否有真普選,箇中關鍵是行政長官提名機制是否有無理限制,及立法會選舉是否普及而平等,一言敝之,兩選舉是否合乎國際人權標準。

 

總括而言,在《基本法》制訂中,中央將《聯合聲明》所容許的自治範圍,盡量收到最窄,甚至有個別條文被質疑違反《聯合聲明》。總之,中央事事要手握最後決定權,即使是備而不用。北京總視之為主權之體現,批評者卻認為這是處處設防,對香港人不放心,時常唯恐失控,其實這是中央對自身缺乏信心之表現。

附件:

:部份《基本法》定稿較《中英聯合聲明》進步條文

《中英聯合聲明》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條文 《基本法》 條文
並無訂明普選 並無訂明普選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可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予以變更

/ 訂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雙普選,有較清晰具體目標 45,68
附件一第十三節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將繼續有效」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38 新增國際勞工公約,涵蓋更多國際人權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39
無提及立法會傳召權 無提及立法會傳召權 /

新增傳召作證權,訂明立法會「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73(10)

 

 

:部份《基本法》較《中英聯合聲明》退步條文

《中英聯合聲明》(1984/9)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1988/4) 條文 《基本法》(1990/4) 條文
附件一第一條「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6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64

並無提及立法會提案權 提出兩方案,限制立法會議員提案權 73

限制立法會議員私人草案提案權,收緊立法會權力。

74

並無提及立法會分組點票 並無列明立法會分組點票 /

新增立法會分組點票,明顯提高通過議員議案、法案及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的難度,削弱立法會的威力

附件二

並無提及釋法權 僭建人大釋法權:

「《基本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對本法的條款進行解釋。如案件涉及本法關於國防、外交和其他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的條款的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對案件作出終局判決前,應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169 僭建人大釋法權

 

其人大釋法範圍的寫法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並訂明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其條文為「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158
並無提及國家安全立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以法律禁止任何破壞國家統一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2月草案,刪去「顛覆」罪,改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22 收窄香港高度自治

 

八九六四後重新加入已刪除「顛覆」字眼,並規管政治組織聯繫,更見保守。第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23

 

 

[1]         〈梁 振 英 : 香 港 不 需 英 政 府 支 持 普 選 及 政 制 改 革〉。港台即時新聞。2013/9/15,16:31。〈梁振英:普選不用英國支持 〉。明報。2013/9/15,16:36。譚耀宗於2013年4月曾言「《中英聯合聲明》不及《基本法》寬鬆,當年行政長官選舉只說協商或選舉產生,香港民主是中央給予」。〈李鵬飛:鐵娘子也有柔情一面〉。《now新聞》。2013。2013/4/8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64606

[2] 《中英聯合聲明》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於1984年9月26日草簽,同年12月19日由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在北京正式簽署。1985年在英國國會及中國人大分別通過《中英聯合聲明》,兩國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互相交換批准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並在六月十二日 ,兩國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3]          翁松燃。1988。〈基本法與聯合聲明的差別〉。《九十年代月刊》。1988/6。頁50-51。

[4]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1988/4

http://sunzi.lib.hku.hk/bldho/BL0086.pdf

[5]         翁松燃。1988。〈基本法與聯合聲明的差別〉。《九十年代月刊》。1988/6

[6]         香港人權監察。2012。〈梁振英雙非言論危害法治〉。2012/4/18

[7]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全文)2012.10

http://www.gov.cn/jrzg/2012-10/09/content_2239771.htm

[8]  四次釋法分別是一九九九、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及二零一一年。

[9]         莊耀洸、郭曉忠。2011。〈香港人權發展之現況及其隱憂〉。台灣:《思與言》《人權研究》專號。 第五十卷第四期。 2011/12。頁54-56及註釋22。

[10]        張達明。2012。〈法治暴風雨真的來了〉。《香港明報》。2012/12/19

[11]第三屆基本法委員會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於2008年6月任命。任期:2008年6月26日至2013年。現時主任為:李飛(2013年3月19日任命),副主任:梁愛詩、張榮順(2013年3月19日任命)。委員為:劉迺強、張榮順、張曉明、陳弘毅、饒戈平、莫樹聯、黃玉山、譚惠珠、李剛(2010年8月28日任命)

[12]        莊耀洸、徐嘉穎。〈人權〉。《社會福利與法律應用》。2011/11。第二版。頁86。FACC 1/2005, 判案書日期: 2005年7月8日

[13]        司徒華、李柱銘。《對基本法的基本意見》。1988/6. 頁13-14。

[14]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四條: 「一.         如經當局正式宣佈緊急狀態,危及國本,本公約締約國得在此種危急情勢絕對必要之限度內,採取措施,減免履行其依本公約所負之義務,但此種措施不得衹觸其依國際法所負之其他義務,亦不得引起純粹以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階級為根據之歧視。

  1. 二. 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不得依本條規定減免履行。
  2. 三. 本公約締約國行使其減免履行義務之權利者,應立即將其減免履行之條款,及減免履行之理由,經由聯合國秘書長轉知本公約其他締約國。其終止減免履行之日期,亦應另行移文秘書長轉知。」

[1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UN alarmed at “language” of Basic Law” 4 April 1991. Mr. Vojin Dimitrijevic from Yugoslavia commented that it is too easy for China to declare a state of emergency under the Basic Law, at a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earing in New York.

[16] 中國於一九九八年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7]鄭宇碩。1988。〈高度自治受到低貶〉。《九十年代月刊》。1988/6。頁52-53

[18]翁松燃。1988。〈基本法與聯合聲明的差別〉。《九十年代月刊》。1988/6

[19]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v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 (No.1) (2011)14 HKCFAR 99 (6)-(8)

[20]        莊耀洸、郭曉忠。〈香港人權發展之現況及其隱憂〉。《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50卷第4期。2012/12。

[21]        〈一、《基本法》第廿三條的由來〉。《基本法》第23條網頁。http://www.article23.org.hk/backgd.htm

〈民主派最後努力阻立法〉。蘋果日報。2002.9.24

[22]        政府終於在2003年9月5日宣佈撤回草案。但輿論不時指23條陰霾不散,例如政府曾推出別稱「網絡23條」的版權修訂,刑事化二次創作,侵犯表達自由,反對聲不絕於耳,結果於2012年草案未能通過立法會。2013年7月就戲仿諮詢。又如阻礙或禁制示威採訪的纏擾法諮詢以及有礙團體法律倡議或捍衛人權的法改會「社福23條」慈善法諮詢,儼如將廿三條分拆上市。

[23]        莊耀洸、徐嘉穎。〈甚麼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民主十問》。香港民主發展網絡。2013/7。

[24]         鍾庭耀〈民意彙集的政治:論兩次處理香港民意的缺失〉)

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34.html

[25] 東方日報「政情:副局長分贓煲呔曾大細超」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A14版

[26]         《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四節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任用原香港公務人員中的或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政府部門的各級公務人員,各主要政府部門,(相當於『司』級部門,包括警察部門)的正職和某些主要政府部門的副職除外」。

[27]        《基本法》第48(5)條訂明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

[28]         “Hong Kong in 2009 and first quarter of 2010”, ANNI Report 2010 on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Asia (for Asian NGOs Network on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ANN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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